政府征地组人员与他人合伙炒卖将被征土地应定何罪

文章来源: 发布日期:2018-07-06 字体

一、案例

张某是某征地组工作成员之一,负责A片区的征地工作。A片区果园(约27亩)园主李某与张某熟悉,找到张某咨询其果园征收的合理价格,并表示因为急着用钱,所以想将其果园以每亩4.8万元转卖他人。张某认为这是赚钱的机会,但碍于自己的工作职责,找到同学王某,让王某向李某购买果园。王某同意,并当即表示等赚到钱与张某一起分。李某知道王某是张某介绍,同意交易,收了王某的10万元现金预付款,以及答应等拿到政府征收果园的赔偿款,双方再结算尾数。之后,张某介绍王某认识征地组的领导以及其他工作人员(共六人),并向征地组的人员明确表示王某是其同学,在征地的过程中希望予以关照。王某为了征地工作组能在拍价的时候给予更高的价格,与张某商量向征地工作组人员送现金或者烟酒,张某同意,并协助王某送礼。王某合计送出烟酒和现金约2.5万元后,张某与果园所属村委领导沟通,要求优先安排测量。测量后不久,征地工作组安排上山拍价,张某以脚痛为由,没有与其他成员一起上山。测绘人员也因为被安排到其他地方测量,未能陪同上山。征地工作组成员碍于张某的关系以及收了王某的礼物,在没有到李某的果园查看的情况下,就给李某的果园定价每亩5.8万元。李某得到156.6万元的赔偿款后,向王某支付了37万元。王某拿到钱后,给了张某13万元。

二、争议焦点

本案对张某的行为如何定性,主要有以下几种意见。

(一)张某的行为应定为贪污罪

李某在政府组织征收期间已经明确向征地工作组人员张某提出其原意以4.8万每亩出售果园,而且在征地期间已经有政府文件规定并公告,属征地范围的土地以及地上附着物不得转让;张某完全可以依法向征地工作组汇报相关情况,按照程序对李某的土地进行征收。但是张某为了获得非法利益,利用职务之便,通过王某非法购买果园后转卖给政府的方法,骗取政府合计27万元,应认定为贪污罪。

(二)张某的行为应认定为受贿罪

因为张某作为征地工作组的工作人员,在王某买卖李某果园的过程中没有实际出资,且未参与果园的经营管理,最后以合作“投资”的名义获取“利润”,实质上是利用职务之便,非法收受他人钱财,为他人谋取利益,应认定为受贿罪。

根据罪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三条第二款,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以合作开办公司或者其他合作投资的名义获取“利润”,没有实际出资和参与管理、经营的,以受贿论处。

(三)张某的行为应认定为行贿罪的共犯

理由如下:第一,王某与李某买卖果园的过程中,是李某提出出售价格,张某没有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便利压低价格。第二,张某与王某在商量购买果园时,已经约定获得利润在扣除活动费用后平分,张某主观上不是为了他人谋利益,而是为自己谋利益。第三,张某在征地工作组没有担任领导职务,不能命令或者要求其他成员对李某的果园优先安排测量;在上山拍价确定补偿标准时,张某不在现场,是其他成员定好价后,张某才在补偿登记表上签名,张某不存在利用其职权改变补偿标准的行为。第四,张某与王某事先商量通过向征地工作组成员送礼的方式提高补偿价格以谋取不正当利益,主观上具有行贿的故意,客观上也实施了行贿行为。即张某虽没有实际出资,但是张某提议王某购买果园,并介绍李某与王某认识,然后通过向相关工作人员行贿的方法为其自己谋取利益;没有利用其职务之便为王某谋取利益,因此张某的行为应认定为行贿罪共犯。

(四)张某的行为应以受贿罪和行贿罪数罪并罚

张某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利益,是受贿行为。为了谋取个人的非法利益,与他人共同向第三人行贿,是行贿的共犯。因此应当以受贿罪和行贿罪数罪并罚。

三、评析意见

笔者同意第四种意见。即张某应当以受贿罪和行贿罪数罪并罚。理由如下:

(一) 本案不能认定为贪污罪

贪污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行为,且数额较大的行为。在本案中,张某的行为不符合侵吞、窃取的表现,是否属于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值得商榷。

征地工作组是实施民主集中制的临时性组织,任何一个单独的成员都没有办法决定被征收土地、地上附着物的价格,在依法制定的价格幅度内,每亩的单价必须通过议价和集体讨论来实现。本案张某是征地工作组的成员之一,其不具备利用自己职务之便,单独完成骗取以及转移公共财物占有的行为。其次,由于土地的价格可上下浮动,在认定价格上具有主观性,因此难以认定李某所有的果园的真实市场价格,也就难以认定张某的行为对公共财产带来的直接实际损失。贪污罪是一个数额犯,没有办法查清行为人非法占有的公共财产的数额,不宜认定为贪污罪。

(二)张某的行为应以行贿罪和受贿罪数罪并罚

由于王某在向征地工作组人员送礼前,与张某商量,并约定由李某完成行贿的实行行为,可以认定张某是李某行贿行为的共犯。但是这不能涵括张某在王某在赚取征地补偿款差价的过程中,有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客观现实。

1、王某对张某行贿,有事先承诺及事后兑现。在张某告知王某李某的果园要出售时,王某已经向张某承诺待赚取买卖果园的差价后,与张某一起分钱。在王某实际赚得差价后,王某向张某支付了13万元,是实现事先承诺的表现。

2、张某同时具备为自己谋利益与为他人谋利益的故意。事后受贿案的主要特征是明知他人有具体请托事项,而承诺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并与请托人事先约定,在事成后获得报答。事后受贿行为,所关注的是国家工作人员是否有利用职务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而非关注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是否为请托人谋取利益,也不关注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是否真正为请托人谋利益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离退休后收受财物行为如何处理问题的批复》进一步明确了相关精神,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并与请托人事先约定,在其离退休后收受请托人财物,构成犯罪的,以受贿罪定罪处罚。因此我们不能以国家工作人员是否具有为自己谋利益的主观故意,简单地否定其有为他人谋利益的主观故意。在赚取买卖果园差价的过程中,王某因为相信张某作为征地工作组的工作人员能够为其谋得利益,所以承诺赚得利润与张某分成。张某在得到王某的承诺以后,为王某谋利益的同时,必然能够为自己谋得私利。因此,第二种意见认为张某是在为自己谋利益,而非为他人谋利益的观点,并以此认定张某只构成行贿罪是站不住脚的。

3、张某实施了利用职务之便为李某谋利益的行为。从案例我们可以知道,李某之所以会向张某咨询果园的征收价格,是因为张某是负责李某果园征收的工作组成员,具有职务所需要的知识和经验。王某在得知李某出售果园的消息后,之所以愿意拿10万元来支付定金,完全是基于对张某职务上的信赖。测量是征地的毕竟程序,测量的早与晚,直接影响到征收的进度。在征地过程中,张某要求李某果园所属村委会尽快安排测量,是利用了其征地工作组成员对村委征地工作的制约作用,为王某能够尽快赚取差价提供了职务之便。征地工作之所以要实行民主集中制,是因为需要综合每个征地人员意见,作出一个最合理的评价。张某在上山拍价的过程中,借故没有上山,表面上看张某没有直接影响到李某果园的定价,但是张某作为征地工作组的成员,其明知测量人员未到场,且自己不能直接参加现场拍价,仍然同意拍价的过程,并在现场人员登记表上签名,足以证明其认可这种违法拍价的过程。即张某是通过忽视行使自己的职责来帮助王某谋得利益。

4、张某没有实际出资和参与管理、经营的行为。本案的特点是张某与王某均辩解是“合作”投资,只是碍于张某是征地工作组的人员,有纪律约束,所以才以王某的名义出面。笔者暂不言张某的身份是否可以与他人合作投资,我们先看张某是否有参与管理、经营的行为。在本案中我们可以看出,张某与王某合作投资的项目是炒卖李某的果园。张某在王某购买李某的果园后,没有对果园自身的价值提升参与管理和经营。其口中所谓的经营和管理,就是将并介绍给征地工作组的人员认识,要求征地工作组的人员对王某给予特殊的关照,建议或者同意王某向征地工作组的工作人员请客、送礼,这些行为均是法律所禁止的行为,属于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的行贿行为,不能粉饰为参与管理、经营的行为。

结语

政府征地组人员与他人勾结,炒卖土地的现象,是多发的犯罪行为。由于征地工作需要依靠人对被征收对象的价值进行判断,因此征地工作人员本身的中立性是至关重要的。退一步想,假如我们对本案只认定张某的行为构成行贿罪,无疑相当于在刑法评价上允许征地工作人员与他人勾结炒卖被征对象;因为只要张某在整个征地过程中没有参与行贿,那么张某就会在刑法评价中置身事外。随之,类似张某的“打招呼”行为可能形成了一种行业默契,那么征地工作人员内外勾结赚取政府征地资金的事件就会重复不断上演。刑法的预防功能,就在于其能够通过法律、案例教导他人远离犯罪,继而维护国家、社会秩序的健康、和谐发展。在评定本案的过程中,我们必须时刻提醒自己对案件评价给社会带来的影响,努力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相统一。